通过不断提高对外开放程度和水平，中国地质矿产事业在60年特别是近30年的光辉历程中，不断发展自己，丰富自己，壮大自己，逐步找到了自己在世界的位置,并成为世界地质矿产业举足轻重的一部分。
多边科技合作领域逐步拓展
中国地质矿产事业的对外开放，科学合作走在最前沿，充当了突破口的角色。
从历史渊源上讲，中国的现代地质学从国外开始，而国外科学家在中国境内的地学考察，100多年前就开始了。比如喜马拉雅的地学考察，比如中瑞西北考察，还比如20世纪初美国古生物学家组织的长达10年的亚洲探险考察。
20世纪初中国地质调查所成立，曾经聘请过一些外国专家。其中最著名的是葛利普，这个来自美国的地质学教授，用此后的26年的时间投身于中国北京大学的地学教育中，培养了中国一批本土地质学生。
这个时候，尽管中国的地学学者不多，但在学科理论上，与世界的距离并没有离开太远。新中国成立初期，由于建设需求，我国请了大量苏联、匈牙利、捷克和东德的专家。但从1961年之后，中国地学基本处于自我封闭状态，我们与世界的差距拉开了。
上世纪70年代中期，地学的对外开放露出了缝隙。这个缝隙，被改革开放的春风越吹越大。直到中国地质学会恢复了在国际地科联的合法席位，直到中国地质科学和国际地学组织有了上述的两次“走出去”和“请进来”：在上世纪70年代我国派团参加了第25届国际地质大会，国际地科联官员派团访华；上世纪90年代，我国隆重召开第30届国际地质大会；我国正式派团参加加拿大的PDAC会议。
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，这个被称为中国对外开放历史上里程碑式的大事件，同样在中国地质科学研究对外合作历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。就在这一年，美国的一支地质代表团来到中国，提出要到西藏进行科考。当时的中国地质科学院派了约10人的队伍与他们一起进藏合作进行青藏高原的科学研究。那时，板块理论正在全球盛行，进藏的多是当时知名的地学家，用新的理论看青藏高原，这让中国地学家第一次有了全新的与世界同步的视角。
大家很快意识到，我们中国地质有让全世界羡慕的“特色菜”，它们是我们的青藏高原，我们的黄土沉积和我们的岩溶地貌等。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，国际间的地学合作在这些领域，通过不同渠道逐步展开。中法、中英、中美、中德、中日、中意等联合考察和研究，相继在中国境内进行。
这些国际合作，对于中国地质科学的成熟成长，意义重大。中国科学家在合作中收获的，不仅有新的技术方法和新的仪器设备，更重要的，是打开了已经塞堵了很久的耳朵，张开了眼睛，捕捉到了当时国际最新鲜的信息，亲身感受到西方地学的方法和理念。
1996年夏天，北京成功举办了第30届国际地质大会。这在中国地学国际合作历史上是意味深长的重大事件。中国地学和世界地学借助会议进行了思想的碰撞。
此后，中国地学一直都在努力去圆一个梦，就是在世界地学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。时至今日，我们在很多方面，已经达到了目标。
中国地学在国际上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
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强大和中国地学的迅速成长，中国地学在国际上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。
——一批中国地质学家，在世界地学机构担任重要职务。据统计，“十五”期间，我国地质学家在国际组织中任职近百人次。2004年，张宏仁当选国际地科联主席，直到2008届满卸任，成为这个国际地学组织第一个亚洲籍主席。
——中国地学主动参与国际地学事务，中国地质学家以积极的姿态走在世界地学的前沿。很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项目办公室挂靠在中国，我国成功主编了国际地科联的机关刊物《地质幕》，并且由于出色的工作，使该杂志的影响因子从只有0.3多，在几年之后快速上升，达到了2.13。
——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地质合作越来越多，内容涉及几乎所有基础地质问题。我们在岩溶地质研究、黄土地质研究、地球化探扫面、国际地质编图、澄江动物群、超高压变质带研究等方面，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面。
1998年国土资源部成立以来，大力推动双边和多边国际合作，逐步形成了国际合作的新格局。与美洲、欧洲、非洲、大洋洲以及周边国家签署双边协议、谅解备忘录等，并在土地管理和研究、地球科学研究、矿业开发等领域与有关国家开展了一批具有实质性内容的合作项目，取得了积极成果。积极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、国际地科联、国际复垦协会、世界银行、CCOP 、国际海底管理局、亚太经济合作委员会等10余个国际组织合作，在中国召开具有重要影响的国际会议。
回顾60年的地学国际合作，李廷栋院士有三个重要的体会：第一，我们走过了从学习西方到自主创新的道路。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从仰视外国地学，到平起平坐，到以我为主，这个变化，是翻天覆地的。第二，在与世界地学的合作交往过程中，中国地学家越来越自信。因为中国地质现象太丰富了，我们有很多全球独一份的东西，因此在地质科学领域，不仅我们需要世界，世界更需要中国。第三，这种合作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地学人才。
国际会议：铸造全球矿业对话平台
在国际矿业有几个大的品牌会议，一直对全球矿业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。比如加拿大勘探开发者协会年会，澳大利亚的勘探者大会，还有南非的非洲矿业投资大会。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，国土资源部就开始积极参加加拿大PDAC年会，10年来，通过PDAC年会这个国际平台，中国矿业加深了对全球矿产资源勘查发展趋势的了解，也在国际舞台充分展示了自身的发展水平和潜力。
但是，作为矿业生产和消费的大国，中国为什么不能有自己的品牌矿业大会？1999年10月26日～29日，当国土资源部在大连召开首届中国矿业法规国际研讨会时，这个意图还十分模糊。那次会议，来自中、加、澳等10个国家的矿业界代表170多人参加了研讨会，所谓的外方代表，多半是中国的留学生。
从那以后，中国国际矿业大会连续举办，到2008年，已经办了10届，规模越来越大，层次越来越高，内容越来越丰富，形式不断创新，功能越来越完善，国际化程度逐步提高。在2008年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，来自全球49个国家的政府、矿山企业（包括勘探、开采、选冶、技术服务、法律服务等）和重要的矿业投资人
